道别长者
长者上位那年我刚好出生。对长者有记忆是从外公的骂声开始的。外公是公职人员，枕头下总是藏最新一期朋友带回来的港媒杂志，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时代就从纸媒知道了“too simple”的故事。不过那时候我还太小，只顾得封面和插图，内容都是大人们怎么讨论我就怎么信。家中的大人当时深受耀邦感染，风波过后，在内外迥然两面的描述里面选择了偏信一方。在一个没有公民意见训练的环境中生长，外公咬牙切齿的批判中，长者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极其负面的。这个印象持续了很久。
直到大学开始读正经的历史，有能力理解一些不同政治和文化现象，当然最重要的是接触到了“膜蛤”文化，才开始回溯长者的生平，也是从调查他的资料开始，一步步地扩展历史的视野，缓慢、片面地构建自己的历史观。
90年代到千禧年仿佛是神迹显现一般的存在。主义在消失，激情在扩散，每一个人都炽热地笃信未来会更好，所有人都在讲述外面发生的故事，每一桩故事都能超出我的预料。我家住进有马桶的楼房，公交车装上了空调，肯德基开进成都，周围的人开始买私家车，我家的小区住进外国人，同学里面有人开始听随身听，家家都开始买vcd和dvd看泰坦尼克号……。
记得很清楚的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，那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有“全球跨越千禧年”的直播节目，我和我爸坐在沙发上从下午就开始全程观看，一直到那晚凌晨跨入2000年。节目从北回归线第一个进入2000年的国家开始直播民众欢呼的画面，讲述“千年虫”的应对，专家预测新千年的发展。当时我也相信我会有特别光明的未来，畅想长大后的样子，激动得根本睡不着觉。到了学校还要和同学分享自己的想象，而同学也和我一样，都渴望自己的想象比对方更离谱更大胆，最好是放眼世界，宇宙的。那个时候，浪漫还是一种本能。
这些美好的过往当然不是长者作为政治家给予人民的恩惠，根本是一个正常人类的理性在时代洪流中顺应发展的选择。但现在回看当时社会背景，这种开放的姿态并不是出于自然而然或理所应当，而是付出了勇气和努力的结果。勇气和努力的本质就是明知风险，但仍然选择为了更美好的理想去争取可能性的举动，是浪漫主义的天性。庸者停滞不前，饱乐温眠；狂者歧路走远，劳民伤财。
疫情开放
我妈阳了，间歇性地低烧一周，目前症状有减轻，但仍未转阴。婆娘也阳了三天了，咳嗽、酸痛、咽痛、高烧。我还暂时阴。月初的时候还正常到公司上班，伴随感染的人越来越多，12月14日开始，我们团队开始居家办公。这周开始，健身房、理发店之类的服务场所也陆续缩短营业时间或者干脆关店。
疫情3年，社会应对预案没有。储备药物没有。特效药没有。疫苗推广没有。ICU建设没有。医疗系统压测没有。啥也没有，这个月突然就开放了。这种操作就是我说的庸者，但可能更像狂者。一个爱艺术的人不一定有个什么大本事成个大人物，但一个不热爱艺术的人通常都是庸者，而一个艺术品味极差而运气爆棚的人通常就是个让人呕心的狂者。
